□ 朱冰
经济是战争的基础，抗日战争作为持久战更是如此。1940年特别是“皖南事变”后，国民政府基本停止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财政拨款，企图将其困死。加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，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、打破封锁的重要工作。为了自力更生、丰衣足食，中共中央在总结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1942年1月颁布了《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》，对抗战期间实行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政策作出了明确规定，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斗争。溧高、宣当地区抗日民主政权机构(包括半政权机构)正是在断供情况下走上了自力更生之路，围绕财经工作，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，科学谋划，统筹推进，开创了自救与救国相统一的良好局面。
邓振询，1939年1月调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，1940年2月被派往苏南担任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。其间，邓振询充分运用在陕甘宁边区废除旧政权苛捐杂税的经验，在领导好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的同时，做好减租减息工作。
邓振询在皖南担任特委书记时，根据实际情况指导农抗会调整减租减息幅度。云岭农抗会规定，租田在50亩以上的，以原租额的六折计算，50亩以下的按七五折计算，还有按实际收获量进行平租(对半分)的。农抗会还规定，利息为每年一分，禁止高利贷。1942年，邓振询在摸清情况后，在溧水进行试点，研究制定了《溧水县(民国)三十一年减租减息实施办法》。在减租方面，原则上一律按当年原租额减缴25%，如果是分租制，则由三七分成减为四六分成或对半分成，视灾害歉收程度再酌情折扣减免。在减息方面，借贷年利超2分的要减息，付利已超过本钱的，停止付息，分期还本；付利已超过本钱2倍的，停止付息，减半还本；付利超过本钱3倍的，本息全部停付。减租减息工作，在保障群众权益的基础上，取得了实效，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，涌现出一批农民积极分子。邓振询抓住这一机遇，从中发展党员，选拔基层干部，壮大了抗日力量，加快了根据地中心区基层政权建设。
打赢抗日战争，必须依靠人民。人民是抗战的最大力量和最大底气，抗日根据地的自力更生、丰衣足食同样需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。溧高、宣当地区抗日民主政权机构正是依靠人民。开征税收，主要包括征收救国公粮、货物税、营业税等，开辟财源，解决了财政困难。为做好税收工作，一是坚持从实际出发，机动灵活；二是坚持可持续发展，避免竭泽而渔；三是坚持做好征税工作与推动抗战相结合，通过采取对参加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(区大队)的直系亲属免征、对贫困户减征等税收政策，鼓励群众参战，激励群众抗战，有效融合了征税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，获得了人民支持。
发展经济、保障供给，是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。溧高、宣当地区抗日民主政权机构认真贯彻，采取针对性的思路办法，发展了经济，促进了繁荣，扩充了财源。一是充分发挥税收经济调节作用，根据需要或高或减，或免或禁，灵活调整；二是坚持“公私兼顾”，发展公营经济；三是建立金融机构，发行抗币，反击经济扰乱行为，维护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稳定。
建立制度，完善机制。制度具有根本性、稳定性、预期性作用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系统性工程，又处于复杂的斗争环境之中，没有健全的制度设计是难以奏效的。一是健全机构人员，成立由县财经科(局)、区财经股、乡财粮员组成的纵向贯通的组织领导架构，有效开展财经工作；二是完善征粮和保管机制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机制；三是严肃财经纪律，制定惩治腐败办法，切实维护了制度的权威。
溧高、宣当地区抗日民主政权机构坚持与具体实践相结合，在贯彻总方针的同时又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思路举措，成功实现了“造血”，促进了根据地建设、巩固与发展，有力促进了抗战，为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。
(作者为南京市委党校、南京雨花台干部学院南京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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